纸币作为一种货币形式，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纸币的使用在20世纪前半叶变得更加广泛。通过纸币，人们可以方便地购买和贮藏贵重物品，而不用再依赖贵金属，不同种类的纸币也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更加广泛地使用。

           在21世纪初期，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一些人们开始质疑纸币的未来。但是，由于某些情况下纸币的使用仍然很方便，因此纸币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笔者结合收集整理的部分历史文献，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纸币的前世今生。

货币印刷量完全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由印钞造币部门接到指令以后完成，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为此，货币印刷工作有一整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个体系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

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货币印刷虽然在一个简陋、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印刷作坊里，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完成了大明通行宝钞这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作业。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的。它的长度大约在35厘米，宽度约22.5厘米，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交子。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1023年的成都，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宋朝时期，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交子铺户”，主要是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各种大额交易基本上都直接用交子来作为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

交子的影响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画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到了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据清《续通典·食货》记“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忽必烈建元后，元廷逐步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纸钞发行和管理制度。元代纸钞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蒙古建政后的地方性货币至忽必烈发行推广全国的中统钞。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建政前后的蒙古部落长期以实物交易、重视金银为特点，通过与周边不同民族的贸易往来和朝贡联系蒙古部落逐步扩大了交换的水平。至13世纪30年代蒙古灭金前后，随着农牧混合经济区交流的扩大、蒙古诸贵族等对金银财货的追求以及跨地域的长途贸易逐步兴盛，华北地区出现铜钱、纸钞与金银等货币杂用局面。到了元宪宗元年(1251)，蒙哥即位后，命布智儿主事“印造宝钞”。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在京兆地区立交钞提举司印造交钞“以佐经用”。这一时期，各道多发行地方性的纸钞，限于特定区域流通，两三年一换，货币分割状态明显。为了改变这种货币割据的局面，地方世侯率先出台相关措施，以河北真定路兵总管史楫于宪宗元年所立“银钞相权”法最为重要。

这一时期出现了三种地方性的纸币：一是依托斡脱信用的交钞；二是以丝为本的纸钞；三是兑付金银、行“银钞相权”的真定钞。

第二阶段，则是中统钞的正式发行与确立。中统元年，世祖便设置机构，分别于七月和十月印造发行“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交钞开始以“丝”为本，后又以“银”为本。以丝为本的出台除了银丝比价不当、丝绢货币地位逊于白银外，应是忽必烈为征讨阿里不哥出台的经费筹集措施，战争胜利后，这项措施便成为需要收兑的一项“旧钞”，完成其历史使命，此后便不再出现。

在中原地区的货币体系中，金、银、丝、绢原本是作为具有相似货币性质的流通货币而存在，且对于蒙古诸贵族集团而言，他们向来对银有特别的嗜好，从以“丝”为本到以“银”为本的转变，似可收兑更多的白银，同时利于他们建立更为稳定的纸钞制度。

第三阶段为至元钞的发行与流通时期。元世祖末年，由于军事巨额开支，大量赏赐支用、小额纸钞缺乏，以及整合南宋旧地货币秩序并未取得彻底成功，中统钞出现贬值问题。至元十九年（1282），主管财政的阿合马遭人暗杀，中统钞的“钞虚”问题日益严峻。当年十月，中书省颁行《整治钞法条画》九条也无济于事。至元二十一年（1284），短暂的整治钞法也很快流产。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中统钞发行的额数又大量增加。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传旨讨论钞法问题。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忽必烈颁布圣旨，更改钞法。到了三月，新成立的尚书省在权臣桑哥的主持下颁发《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发行高价值的至元通行宝钞，企图平准钞法，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同时，元廷还短暂铸行过铜钱，但一年后便禁止通行。第二年元廷停止发行中统钞，但此刻中统钞并没有被完全废止，仍与至元钞一体通行。到了大三年(1310），武宗试图进行一次币制改革，发行至大银钞，并铸造铜钱流通，但未及一年便失败，而后又恢复了至元钞流通制度。

到了第四阶段，即至正中期以后，随着朝局混乱，财政支出规模越发增大，原有“钞法”问题越来越突出。元廷针对钞法进行了广泛讨论。至正十年(1350)，元廷在丞相脱脱的主持下实行了纸钞制度的最后一次改革，发行中统交钞（史称至正交钞），并同时铸行至正通 

元朝政府发行的纸钞，没有流通期限和地域限制，可谓具备无限法偿资格。随着忽必烈统治的扩展，纸钞制度的规定和管理方面日趋完善。在中统钞发行初期，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制助推，公私领域很快出现纸钞取代白银、丝绢、地方性纸钞、铜钱的现象。中统元年，官员俸禄规定月俸由中统钞、米粟、职田构成。这一时期纸钞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得到形实一体的统一通行局面，并辐射至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元廷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住了纸钞的价值。

在元朝发行的纸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纸钞发行有十足的金银（以银为主）作为储备，建立较为严格的准备金制度。二是全国各路遍设平准库（实际还包括行用库），允许民众持纸钞兑现金银。民众持钞兑现白银只需付3%的手续费，后来进一步降低至2%。三是一切税收支付以钞为准，以财政税收确立纸钞的无限法偿地位。四是严格控制纸钞的发行数额。五是严格管控物价，保证币值稳定。六是专设纸钞发行机构，由户部主管、户部尚书专司，下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和烧钞东西二库。七是维持钞法的重要举措，即元廷严格执行不直接支用料钞的政策。“在都总库印到料钞，不以多寡，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

由此可见，新印钞主要是以收兑旧钞、兑换金银等方式投放，不许其他形式的财政支用，这极大地保证了对纸钞发行数额的制约。但是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于是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其狰狞的另一面。

通货膨胀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地上涨，通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彻底解决，主要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同时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更大，同一个产品，今天一千块钱，明天涨到两千块钱，后天涨到五千块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胀甚至会破坏掉整个金融系统，当钱变得如同废纸时，老百姓不敢用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到了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政府正式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一两白银，到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形同废纸。面对宝钞的快速贬值，老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地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在此时此刻已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

实际上到了明朝的时候，社会经济已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贸易量也很大。贸易量很大如果还是带铜钱进行交易，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有一种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有什么特点呢？重量轻，但货币价值高。顺应这一需求，贵金属白银便就此出现了。正统元年（公元1436），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俸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七八石的俸米只能换一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一百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另外为了稳住宝钞，明英宗时期曾经禁用铜币，但是无论国家还是民间，都已有了大量的白银需求，况且暗地里一直在流通。从正统以后，原本用来收储粮食的太仓库，也开始收白银了，这就是白银货币化本身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这也意味着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6世纪中期，银、钱、钞在名义上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不见踪影。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二百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曾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役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白银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一条鞭法就是把当时明朝的经济货币化，货币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地增加，同时也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一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转到你手里头，后天转到别人手里头，速度加快就必须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所以当时的浙江、福建、两湖、两广、云南、贵州等地都建有银矿场，据说在开采高峰期，仅云和（浙江省丽水市下辖县）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就达九万两。

云南、福建和浙江等多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两三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一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向东方而来，这象征着人类文明进程正式迈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15世纪末期，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这也是地理大发现的起始。欧洲人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极为富有，所以东方成为他们的向往之地。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虽银本位，但欧洲很多国家并不盛产白银、黄金等贵金属。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经过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数以万计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这两个地域的命运。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在大海上有了交汇。

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洋、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中国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明朝时期，白银的来源只有两个，其一便是日本，据估计，来自日本的白银约占中国明朝白银供应量的20%，而另外一个则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明朝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市镇。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种出口产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

天启元年（公元1621），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它（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的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中国凭借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中国成为白银的“终极秘窖”有两个含义。中国是白银的巨大吸纳者，不论是产自日本的白银，还是产自南美洲的白银，最终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国，这是一个意义。而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便不再流出，即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市场去运转，而是让其成为一种凝固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就是“终极秘窖”的含义。

货币是经济的润滑剂，但货币过多或过少都不可行。“终极秘窖”的美好时光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以上，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帝国不知道的是，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正在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银子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送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是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与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贵金属的短缺，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洲也同样存在。比如当时的英国也将白银作为货币，因为白银短缺，所以英国经常重铸货币，但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用交易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牛顿接管铸币局局长之后，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认识到在英国白银短缺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现象，所以他制定了黄金作为本位币。金本位确立之后，黄金作为准备金，发行纸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欧洲货币短缺的问题。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了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则依旧维持现状。后来随着白银流入的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情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欧洲人的商船就顺着这个洋流而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北部湾等地。随着季风，每年有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

一定程度上，明朝的灭亡是因白银短缺导致的，如用欧洲人的方式，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定的纸币，白银短缺的状况或可解决，但或许是明朝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清朝建立之初，曾尝试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而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英国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五百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

参考书目：

《续通典·食货》

《马可波罗记》

《宋史·食货志》

《成都金融志》

《中国财政史》

《中国通史》

感谢：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华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

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杨君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 

浙江省云和县文物管委会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杨克新

广东文物考古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崔勇 

广州市荔湾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骆文静